杜书恒｜传承文化家风

献县的文化世家很多，比如以陈瓒为代表的陈氏家族，以高梦箕为代表的高氏家族，以纪晓岚为代表的纪氏家族，以戈涛为代表的戈氏家族，以哈攀龙为代表的哈氏家族，以刘书年为代表的刘氏家族，以张申府、张岱年为代表的张氏家族等。《中华文化世家·燕赵辽海卷》有《泛览精思——献县戈继皋三代》《一代通儒——献县纪昀世家》《格律峻整——献县戈涛兄弟》《交游简贵——献县刘书年三代》等四个献县文化世家入选，这些家族文化兴盛、人才辈出、家学深厚、重视传承，在本地或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文化世家在家风传承上非常重视家教、家风和文化传承。以刘书年世家为例。

重视家教。家族文化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文化世家重视家族文化氛围的营造，注重文化传承，以人才培养为治家要务，家长言传身教，子女勤奋向学，都带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家族荣誉感。刘书年（1811—1861），字仙石，曾国藩的门生，张之洞的老师，清代经学家、诗人、书法家。在张之洞为其写的碑文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刘书年之父刘廷楠死于广东，他年仅9岁。母亲黄夫人每天主要工作就是教孩子读书。她一边做活儿，一边督促孩子们读书，尤其是晨读和晚课，一天也不懈怠。有人对刘书年的母亲说：“孩子这么小，你就别要求那么严了，再把孩子累着。”黄夫人悲凄地说：“书年兄弟三人从小就没有了父亲，我责无旁贷；如果荒废了，我身后没有依靠，这还是小事儿，将来我也没法去见他们九泉之下的父亲。”在母亲的教育下，刘书年带着两个弟弟读书，他与弟弟刘其年先后考中进士，入翰林院，父亲刘廷楠也是进士，至今还有“父子三进士，兄弟两翰林”的美誉。每一个家族文化的传承繁荣都源于重视教育。刘书年为儿子请莫友芝、郑珍、郑知同、张之洞等名儒讲学，诗书传家。

家风传承。一个家族中家长的气质和风范会决定或影响这个家族几代人做人做事的风格，这就是家风。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刘廷楠（1754—1820），字让木，号云冈，曾任南海知县、嘉应州知州等。在曾国藩写的刘君事状中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乾隆五十二年中进士，有一个同乡对刘廷楠说：“和珅大人知道你的名字，想要你去见一见他，只要你去见，功名利禄唾手可得。”刘廷楠说：“吾非不爱功名，然实不敢。”刘廷楠明谋善断，胆识过人，关于他智破盗金案、捉吴阿三、孤身说降大盗张保等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刘书年任贵阳知府的时候，造钱的钱工和官吏勾结，刘书年通过访查把一个钱工捉来，让他把勾结官吏和违法犯罪的情况一一交代清楚。刘书年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杀了。”有人说风凉话：“人家当官都为了致富，你看看你，都穷成什么样了！”刘书年说：“刘某，男子，贫死终不自盗。”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监守自盗，而且每年增加官钱600万。后来刘书年的弟弟刘其年做御史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参劾大将军胜保、吴台寿兄弟，名声大振。

文化使命。文化世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书年去世比较早，只有五十岁，大部分著作都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被孙女刘文嘉保存，直到嗣孙刘修鉴跟随张之洞在武汉读书，刘文嘉才将刘书年等人的著作交给了刘修鉴。民国编辑《黔南丛书》又将刘书年的部分著作出版为《刘贵阳遗稿》。刘修鉴害怕祖辈的著作遗失，在工作之余，将刘氏家族的著作汇抄为数十万字的《清芬丛钞》。刘修鉴不断地抄写，抄完一部就送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保存，后来他又抄写多部送给亲友或者其他图书馆保存。正是因为刘文嘉的保存和刘修鉴的抄写才让人们看到了比较完整的刘氏家族著作。其中有刘廷楠的诗集《偶一草拾遗》、刘书年的《山外山房诗集》、刘肇域的《绣佛斋诗文集》、刘肇均的《撄宁斋诗草》、刘文嘉的《古遗诗草》等。

杜书恒：献县政协常委，沧州区域文化研究者，市级骨干名师，出版有首部直隶学丛书《历代献县诗钞》《清芬丛钞诗全集》《刘书年年谱长编》等专著多部，参加市级多项文化工程。